摘要：本土化的思考自然不应仅限于司法裁判中的行政裁量问题，还应有行政机关所面对的行政裁量问题。 ...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都必须要有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均依赖治理规则，没有治理规则即没有秩序。
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其也有阐发。宪法序言的第10自然段是建设者所处的位置。
在宪法文本里，有关阶级性的语言构成了它的外语境，而国家现代性功能和价值的表述是它的内语境。所关涉的建设者概念从根本上说来是国家现代性的产物，在现代性目标被置顶的前提下，阶层概念的价值开始显现，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建设者作为社会的一种新兴的现代性力量被宪法所标示，成为宪法的新主体，被看作具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为了把建设者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理论联系，先把工人阶级抽象化而加以悬置，然后再把它拆分为若干阶层，这样一来，建设者就不是与工人阶级而是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发生逻辑联系，这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处理的通行方式。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特性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中国化再造，群众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被改写和确定的。
由此，出现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双头鹰现象：它们并不共享以一个支点为轴心所形成的、逻辑上完全自洽的同心圆理论，而分别是以不同的理论形态被组织在一个椭圆结构里，呈现的不是以一个轴心形成的理论圆圈，而是点与点的集合，有关建设者的理论便出现在椭圆结构的某一个点上。出现在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用语一般不会引起读者或研究者太大的注意，一晃而过并不违反阅读或研究的通行机制。进入专题： 环境宪法 。
[29]参见陈端洪：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中国立法批评，《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第66页。本文尝试在宪法修改的背景下，归纳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内容，厘清其与环境法等部门法的动态关系，剖析其在整体宪法上的定位与功能，并以宪法教义学的方法对其作出初步的体系化解释。[17] Vgl.Michael Kloepfer，Umweltschutz als Verfassungsrecht：Zum neuen Art.20a GG，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1996，73，74. [18] Vgl.Ulrich Scheuner，Staatszielbestimmungen，in：Roman Schnur（Hrsg.），Festschrift für Ernst Forsthoff zum 70.Geburtstag，2.Aufl，München：Verlag C.H.Back，1974，S.325ff. [19]参见注13，第555、556页。他在学术报告《自由的意见自由》（Rudolf Smend, Das Recht der freien Meinungs?u?erung, Ver?ffentlich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4（1927）） 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基本权利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如果基本权利可以被一般性法律限制，将使得应受保护的价值相对化。
这与我国环境法学界众多学者希望在宪法中规定环境权，将环境保护做公民基本权利方向上的规范建构的主张，存在一定落差。[15]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宪法上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确证，才能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匹配，生态环境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环境法的学科基础与法理资源才足够坚实广博。
我国宪法既有的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条款体系，经由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增加的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谐美丽等价值宣示，得到了原则性强化。多元化的国家目标，同时列举于宪法的根本任务规定中，意味着宪法的实施必须协调多元利益、达成重叠共识。因此在理解环境宪法的规范意涵时，应主要剖析其义务形成的理路和客观规则的面向，重点考察其对不同国家权力的作用效果和规制内容，这些都是对环境宪法规定进行解释的方向。该款明确规定了国家的环保治污义务，其中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内容具有很强的容纳性，可以涵盖许多具体的国家任务，例如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植物、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机制、植树造林，等等。
[10]本次宪法修改尽管纳入了生态文明这一新理念，但仍然是在既有的宪法表述结构中，在保留了原有宪法正文中有关条款的基础上，沿着宪法序言以及有关国务院职权规定的表达逻辑，各有侧重地将对环保事项进行补充的内容嵌入宪法规范之中。[27]依此，宪法反对国家权力的偏激行为，要求公权全面综合地考量宪法上的法益，稳妥地给出评价和判断。在国务院的职权中添设此项，是在具体的国家机构规范中呼应具有全局性质的国家目标规范的变化。[7]此种交互影响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宪法学家鲁道夫·斯门德在1927年德国国家法学者联合会年会上提出。
关键词: 环境宪法 部门法的宪法化 国家目标 环境权 法律保留 引 言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第32条至第52条。并且，如果相关立法涉及其他法律保留的事项，例如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干预、税收等，就应当考虑仍然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法律。
[8]这是因为，立法者在具体化宪法时，会在抽象简约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繁复的社会现实之间反复衡量，其对宪法意涵的理解往往更贴合生活事实，也更能客观地展现宪法规范回应现实需求的适当方向。[5]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这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同时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呼声，构成了宪法就生态环保问题作出修改补充的政治基础。
因此，生态文明入宪，也体现了部门法通过宪法来实现法秩序的协调与重构。因此，修改后的环境宪法虽然并没有规定环境权，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满足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权入宪的功能期望。四、环境宪法诸规范的体系解释 环境宪法的规范表达以国家目标为基本方向，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客观法义务，而非可主张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相比之下，序言除了具备一定的规范效力外，还以宏观叙事的语言叙述了宪法秩序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政治基础，点明了宪法的建构精神和决断逻辑，兼具规范意义、解释意义、教育意义与团结意义相比之下，序言除了具备一定的规范效力外，还以宏观叙事的语言叙述了宪法秩序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政治基础，点明了宪法的建构精神和决断逻辑，兼具规范意义、解释意义、教育意义与团结意义。[23]因此，即使在宪法上确立环境权，功能效果上也接近国家目标规定。
宪法规定的该项国务院职权并不能在事项上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29]而是强调国务院应在落实法律、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宪定职责去积极落实。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36-37页。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因应部门法的诉求而调整宪法规范的过程中，宪法必须保持定力，必须依据既有的宪法规范结构和价值逻辑，以自身的范式和体系需求来涵纳部门法的关切，并以规范性表达来整合包括政治话语在内的各类愿景。曹明德：环境公平和环境权，《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关键词: 环境宪法 部门法的宪法化 国家目标 环境权 法律保留 引 言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第32条至第52条。例如，不能因为要致富就污染环境，也不能因为要重现蓝天就全面禁止汽车的使用和工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其他目标做通盘考虑。
在修改之后，我国宪法上关于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规定更加完善，足以回应环境法的需求与关切。[27]依此，宪法反对国家权力的偏激行为，要求公权全面综合地考量宪法上的法益，稳妥地给出评价和判断。例如《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是对宪法第26条的展开，《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落实了宪法第10条第5款的规范要求，《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是对宪法第9条第2款的细化。[6]参见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8页。
进一步，此次修宪在第89条增加规定国务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保护国家目标的规定基础上，明确主要由国务院承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11]以德国为例，其1994年进行的修宪中就以国家目标的范式将环境保护条款作为《基本法》第20a条增列于第20条之后，使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如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联邦共和国那样成为国家目标之一。
这就意味着，环境宪法的主要致力方向是约束引导国家权力，通过各类公权活动贯彻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排斥公众参与，但并未赋予个人或私人团体对国家就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作为或不作为予以请求的宪法依据。完成具体化宪法任务后的部门法，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变迁，仍然是难以独力应对的。
生态文明等内容进入宪法后，与既有的第26条等共同构成了环境宪法这一部门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学和环境法学应该对此规范体系积极展开学理建构，在宪法与部门法交互影响的视野中，共同推进宪法的实施和环境法治的完善。
[9]这些诉求可能表现为法外的政治主张，但在依宪治国宪法秩序要求下，这些诉求必然会转化为向宪法要动力、要供给。[25]此次宪法修改，在总纲的基础上，又在序言中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补充，并且同样采取了国家目标的规定方式，对此项变动，宪法教义学不能忽视，必须给出协调融贯的解释，也就是要理顺序言有关国家总任务的表述与总纲中具体环保条款的关系。[20] Vgl.Dietrich Murswiek，Staatsziel Umweltschutz（Art.20a GG）-Bedeutung für Rechtsetzung und Rechtsanwendung，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waltungsrecht 1996，222，223. [21]参见注17，第73、75页。宪法与环境法，于此形成交互影响的关系。
[15]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宪法上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确证，才能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匹配，生态环境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环境法的学科基础与法理资源才足够坚实广博。他在学术报告《自由的意见自由》（Rudolf Smend, Das Recht der freien Meinungs?u?erung, Ver?ffentlich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4（1927）） 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基本权利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如果基本权利可以被一般性法律限制，将使得应受保护的价值相对化。
在本次宪法修改前，我国已制定了诸多单项法律，这些法律是对宪法原有环境相关条文的具体化。[14]可以认为，此次环境宪法的规范表达的基本取向是设定国家目标，主要指向的是在宪法上通过客观法规范对国家各类权力课予不同层次和方面的义务。
[8]参见杜强强：论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以入户抢劫与住宅自由概念为例，《法学家》2015年第2期，第27页。宪法序言中的国家根本任务规定，总纲中的国家目标规范，以及其他与土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等相关的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
